沿着昔日的黄河故道一走，追寻到的往往是历史的遗体。当你捧起一掊掊黄土，看着细细的沙砾顺着手缝缓缓落下，心中涌起的是对久远往事的无限遐想和感慨。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时期，在人类文明从青铜器时代缓缓过渡到铁器时代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在这片黄土地上繁衍生存的？当年的人们又有着怎样与天地抗争的艰辛的故事？

2003年6月24日，“引黄入内干渠”河道内的施工人员在紧张作业时，突然在地表下5米左右发现了露出的房顶一角。随后，他们又在1500米的河道内先后发现了四处类似的房屋痕迹……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一处西汉晚期规模宏大的汉代村落遗址逐渐展示在人们面前。专家认为，这很可能匡正我们以往的认知，甚至改变中国农学史。

站在这沉睡两千多年的遗址前，总感觉历史在澎湃激越中汹涌而来。正如著名的庞贝古城一样，三杨庄汉代遗址是因为突发灾害而被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当时的生活场景因此被“凝固”下来了，如庭院的布局、道路、耕作中的农田及各类建筑的墙体等。被洪水侵泡二坍塌的时的原状，来不及搬走的生活实物，如一些石器、陶瓷、铁器等，得以在原地保留，为复原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生产状况提供了难得一见的丰富实物，观之栩栩如生。

从2003年至2005年，经过考古工作者两年的考古发掘和勘探，三杨庄考古获得了非常丰富而重要的研究成果。遗址内已有7处庭院基址得到确认。通过对其中4处的发掘，清理出包括屋舍瓦顶、墙体、水井、厕所、池塘、农田、树木等大量重要遗迹，并出土了一批反映当时生产、生活状况的文物。更有意义的事：这几处遗址均为独门独院，有的被大片田垄围绕，虽然规模不大，但都有自给自足的特点。这与史书记载的汉代“庭院经济”十分吻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崇文认为，三杨庄汉代遗址将院落和土地联系在一起，对于研究汉代庄园和院落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杨庄汉代遗址首次以实物形式，大面积展现了西汉晚期的农耕生活。何谓“代天制”？何谓“聚”、“落”？这些过去只能从文献和汉画像石上推测其含义的史实，由于三杨庄汉代遗址的发现，面目或许将变得清晰。考古发现的实物，将弥补过去史料的不足，纠正或明确说明文献上的记载。并且，这本埋藏地下的“历史书”还能帮我们解答诸多关于汉代建筑、农耕文化、社会结构的疑问。

目前清理出的四处房屋有诸多类似之处。坐北朝南，光线充足，二进式的庭院布局，内设小范围的活动场地，各自有水井、厕所和石臼、石磙等各种劳动和生活用具，自成体系、“五脏俱全”。在宽敞的庭院的后方和旁边，种植有桑树和榆树。榆树和桑树都是汉代政府提倡种植的植物。“桑树可以养蚕，榆树可以做木材，做车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专家郝本性认为，这是由自然经济的条件所决定的。

房屋的四周，清开淤沙，除去田垄上薄薄的红泥，耕作中的田垄就显露在考古人员面前。蹄印，道路，汉代人民生活的痕迹，在剥离了历史的沙尘后，终于一览无遗。天亩尚在耕作中，蹄印清晰可辨。“我们发现了大型牲畜的脚印，推测应当是牛，此外，还有车辙的痕迹。遗址内还发现了大型的铁犁，与‘代田法’正好配套。“代田法”是在汉武帝时开始推广的农业耕作技术。汉代的五口之家，占用百亩之地，由于“代田法”的推广，生产力得到提高。“农民有粮食吃，自己有牲畜，房子周围有桑树、榆树，完全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孟子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的农业生活理想，似乎也在这里实现了。“西汉整个来说比较稳定，税收是三是税一，特别是‘文景之治’以后，生活是比较好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一书作者陈文华说。

汉代正处于中国农业经济的转折点上。“如果能从三杨庄汉代遗址处发推测出西汉的家庭结构，往上推，就能知道‘井田制’是怎么回事，往下推，就能知道‘庄园制’是怎么回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在对遗址的单独院落形式感到惊讶的同时，想到的遗址最重要的不是房子，而是一垄一垄的农田，“如果能留下这一遗址，就等于留下了一部汉代经济史。”他认为，星罗棋布的院落和房子的结构，将有助于解答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问题。

更多的消息，或许要等待以后漫长的挖掘过程来揭开。对刘海旺来说，这将不是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八年能够完成的，其中将跨越漫长的时间。他们究竟是何身份？为何居住在这里？他们拥有多少土地？每家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所种的是什么粮食？生产力情况到底如何？周围还有多少有待发掘的庭院？有无墓葬群？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我们或可了解，在那遥远的汉代，在我们感到陌生的生活中，究竟藏着多少秘密。已经清理出的一切，对于三杨庄汉代遗址来说，只是故事的开始。